来源：略大参考/ 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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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天美工作室的企业微信，群组内的“李逍遥”头像将永久的暗下去，它的使用者毛星云，于上周六从腾讯科兴大厦跃下，为年仅30岁的人生，写上终点。
这并非个例，近年越来越多的大厂员工，疑似因为抑郁困扰，结束生命。
2018年，一名海康威视员工在杭州总部跳楼身亡。公司通告称，初步怀疑为抑郁所致。今年1月，入职拼多多不到半年的员工谭某林，请假回家，次日跳楼自杀。拼多多说会对事发原因进行调查，并在公司内部开通心理及特殊紧急事项咨询通道。
5月，腾讯科兴大厦光子工作室一位实习生坠楼，他于微博留下的个人遗书中写道，自高中以来，就体会不到正常人的喜怒哀乐， 似乎仅仅21岁，我的心就死掉了。
上个周末，同样在腾讯科兴大厦，腾讯天美工作室的引擎组组长毛星云，选择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
相关报告显示，抑郁症已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抑郁症患者总数超3.5亿例，中国泛抑郁人数超过9500万人，每年约有20万人因抑郁症自杀。
10年前，富士康的13连跳，舆论将这些生命的逝去，归类为流水线工人的苦痛，那些机械化的，超时长工作所带来的超出身体和心理能力的负荷。以及富士康军事化的管理风格，将人当做机器一样，要不停歇的，分毫不差地重复做着同一件事。
但是，当这些有着体面工作的大厂员工，选择结束自己生命时，外界都无法摸索到压垮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本文的主人公墨菲说，抑郁症就像是有人在你头上套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后，对你进行一顿暴击，你感到很痛，但是根本不知道凶手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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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营开往西二旗的地铁不过三站，运营时间12分钟。而墨菲鼓励自己搭乘早高峰的地铁去上班，所耗费的时间至少20分钟。
从起床阶段，她抗拒去上班的“内心戏”就已经展开了，从8点25分开始，闹铃每隔5分钟震动一次，但直到8点45分——保证她上班不会迟到的最后时刻，墨菲才会真正从床上坐起来，关掉闹铃，走向卫生间。
作为打工人的生活需要，唤起了她应该去工作的身体本能，但心理上的拧巴还在继续。坐在梳妆镜前，墨菲在心里对自己复述，不想见人，不想去上班。其实，她自己也清楚，上班没有什么可怕的，同事们都挺熟悉的。
从去年7月份开始，墨菲明显感觉到自己开始逃避工作和社交的诸项事情，每天都卡在10点进入公司，晚上下班也要9点之后。注意力很难集中，工作越拖越晚。每天的工作时长提升了，工作结果却在下滑。她在月报中提交的项目进展，越来越缓慢。
跟同事沟通的频率也在下滑，沟通对接基本上都在电脑上完成。这个时刻她很感谢自己在互联网企业，沟通、汇报都可以通过线上完成，只要她刻意避免，可以减少很多言语上跟同事之间的交流。
但有两件事情无法回避，一是午饭，公司有食堂，所以同事们都会在中午时间段相约去食堂就餐。通常这是“做自己”的时刻，同事之间可以聊聊新追的剧或者是综艺，附近新开的菜馆，相约一起去健身房等等非工作话题。但是墨菲现在却感觉到想要逃离，她不想谈论自己的事情，也不想听别人讲述自己的事情。她就想躺着，大脑一片空白的躺着。为了逃避跟同事一起吃午饭，她会假装手头有工作，要晚一会儿吃。这样的逃避又不能很多次，会显得自己太不合群，而且太晚食堂也没什么好吃的菜了，她只在心情特别低落的时候才会使用，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开会，每周的例会，成为她工作上的困难，她会突然说着话，就忘记下一步要说什么。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提到客户的一款产品“打卤面”，墨菲突然之间就忘记了中间的“卤”字要怎么念，慌忙之中她说了一句“打zhen……”，然后她听到整间会议室都在哄笑，坐在对面的女同事用手比划了推动注射器的动作，大笑的跟她说，打针，墨菲你怎么想的。
后来怎么样，墨菲说她记不清了，她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哭，但她记得大家的笑声，记得自己想飞速逃离那间屋子，却只能尴尬的坐在那里，等着笑声散去，鼓起勇气继续讲她的方案。
等到去年9月份的时候，墨菲感觉到自己情绪低落的状态不会是暂时的情况，她的症状变重了，早起上班前，她有时候甚至会坐在梳妆镜前流泪，在抹粉底液的时候，看到眼泪从眼眶中涌出，心里非常的“空”，觉得所有事情都没有意义。
低落的情绪来的莫名其妙，没有任何来由或者是铺垫。墨菲问自己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她不知道，但她也清楚，生活中很多事情没有变化，变的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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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墨菲早晨上班前，都想要哭泣。所以，在看到医生开具的诊断书上写着中度抑郁和重度焦虑的结果，她没有觉得意外。就好像你心里已经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只是在那一刻有人帮你承认了它。
医生经过病情问询，给出的病因是工作不规律，强度高。墨菲在一家互联网企业负责偏sales的工作，空中飞人，一周至少出差一次，有三到五天的，也有需要当天往返的。墨菲通常赶早班或晚班的飞机，机票便宜一些，到财务那里审批也方便许多，而且领导也是这样。
周末经常性会加班，只是地点在家里还是公司。两年前，墨菲的妈妈来北京看她，当时她在跟进一个项目，天天加班，没有时间带她去北京逛一逛，妈妈只待了7天，就决定提前回老家，临走送妈妈去车站的，还是她男朋友，她没有时间去送行。墨菲知道妈妈这趟来北京不开心，但是她已无暇顾忌。她不敢在工作上有丝毫懈怠。
墨菲28岁进入到这家企业，在后厂村员工平均年龄26岁的平均数里，算不上年轻。后续进来的员工，包括校招进来的新人，几乎都有着非常光鲜亮丽的履历：985名校、硕士学历、海归……大厂员工的工作就再是拧“螺丝钉”，也是一堆儿的高知群体在拧螺丝。
互联网大厂等同于海淀高校的校友会。在一些部门聚会，或者是新同事的欢迎会上，之前在工作上没有交集的同事，聊着聊着，突然发现是同一个学校的，一句师兄师姐，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进了很多，后续的工作对接也容易一些。
但墨菲不是，她毕业于北京普通的一本院校，非211，也非985。夹在一堆高学历群体中，墨菲有她的尴尬。跟同学相比，她混的还算不错，跟同事一比，她就有些普通了。入厂2年多，没有升过职级。三年的劳动合同，即将到期，也不清楚会不会有续签。
人到30才真真正正感受到外界对一个人的认同，需要经过全方位扫描，教育、工作、资产、人脉等等。年轻时觉得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生活就很有奔头，随着年纪的增长，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房子、车子、票子、孩子，缺一点、慢一步都不行。
在数十个失眠的深夜，墨菲想的都是这些事情，还要不要在北京待下去，继续留在北京要在哪里买房子，去往二线城市，没有熟人，怎么展开新生活，亲戚朋友会怎么看她离开北京，毕竟大厂的工作，让她在亲友眼中，有了光环。
而在墨菲失眠的时刻，她总能听到隔壁书房，传出的男友打游戏的声音，喊话队友“上上上，快冲”，或者是输了之后的国骂，以及扔鼠标的声音。
当然，墨菲思考这些，也想不了太久，抑郁症让她没有办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很多时候墨菲只是想了个开头，便没有思绪了，睁着眼听着书房传来的打游戏的声音。有时候她会在微信上给男友发信息让他小声点，后来信息也不发了，反正也是睡不着，何必搅了别人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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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为抑郁症之后，墨菲没有告诉任何人，医生给开的药，她也是放在包里，在上班路上偷偷的吃掉。
她不知道要如何开口，怎么跟家人说自己得了抑郁症，病因是什么？这些她都说不清楚的，她也不知道。
她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会抑郁，对生活哪里有不满足吗？男友除了爱打游戏，懒散一些，没有什么坏毛病。工作上同事之间也没有什么争斗，大家都是负责自己OKR之内的事情，领导也没有PUA、职场暴力等行为。
墨菲的直属领导性格很宽厚。没有公开批评过组内的任何同事，都是叫到会议室私下说。人也很有耐心，他不会说“你应该做什么”类似带有支配性质和命令性质的话语，对待下属对于工作中的疑虑，总是会耐心的听完，然后一步步的讲清楚，为什么需要做这个项目。
曾经有一次，墨菲不想跟某进个项目。领导把她叫到小会议室，跟她分析如何争取客户，这个项目对部门的OKR和个人的年终考核会有什么帮助。
最终墨菲妥协了，周五下班后，继续坐在电脑前，敲出要给客户的方案。她一边打字一边在流眼泪，默默的流泪，同排最右侧对面的工位，还有一位男同事也在加班，墨菲不希望他注意到自己。回家的出租车上，墨菲也在流泪，默默的掉眼泪。她不想在陌生的司机面前落泪，但她无法抑制住泪水。
多年之后，墨菲回忆当时的瞬间，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早于头脑捕捉到情绪上的负能量，如果她能更早的注意到情绪上的问题，及早干预，会不会远离抑郁症。
但是，生活没有如果。
即便墨菲没有开口讲过，身边人也会发现她的变化。她变得不爱穿搭，不喜欢收拾屋子，这以前是她最爱做的事情，不爱吃饭，更不愿意外出就餐，也不愿意去旅游了。对生活的热爱，正在远离她的身体。
每年的十一和年假，墨菲和男友都会准备旅行计划，经常是假期还没到，两人已经按耐不住游玩的心情。但去年的十一，墨菲以疫情为理由，说想待在家里。十一期间，墨菲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偷偷看张进老师的《渡过》，页面翻得很慢很慢，她没有办法长时间阅读。
抑郁症也影响了她的阅读品味，她以前喜欢看人物传记，正能量的鸡汤文，喜欢看别人是如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生病之后，她对于情绪低落的内容，更容易共情。
有一次，墨菲听到多抓鱼创始人猫助，在讲座中分享在闲鱼工作时的不开心经历，说她不喜欢那份工作，有一段时间，每天上班前都会哭。那一刻，墨菲从猫助讲述的内容中看到了她自己，不过，她没有猫助离职创业的勇气。墨菲只是请假，年假、病假、事假请个遍，有一次不知道找什么理由，便说“不想离开家里的猫”，她自己都觉得很牵强的理由，但是在OA系统里，领导也同意了。在请假的事情上，领导没有多问过，这一点墨菲很感激。
其实，不想离开家里的猫，并非完全是请假借口。而是很长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去年9月，墨菲终于养了猫，成了有猫一族，而离家工作变得更困难起来，她舍不得家里的小猫咪，它那么小，那么可爱。
墨菲想过离职，但是没有底气。她28岁进入大厂的时候，工作的奔头便是从三年的劳动合约，换成六年的劳动合约，以及无固定劳动期限的合同。这里有她喜欢的大厂氛围，自在，没有人多在意你，因为人很多，没有人强制你要做什么，因为牛人很多，能够做同样事情的人很多，外面等着进来做同样事情的人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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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承受近半个月的抑郁困扰之后，墨菲的男友发现了她情绪上反常的消极和突然出现的脾气，饭桌上，男友半开玩笑、半试探性的问她，是不是抑郁呀。墨菲绷不住了，放下筷子，哭了起来。男友没多说什么，绕过桌子抱住了她。
此后这个家庭发生了些变化，墨菲在厨房找不到刀了，客厅玄关的置物架上，也找不到剪刀了，导致她每次拆快递都需要用牙签在胶带上扎很多小洞，费力的、很暴躁的大力扯开。她跟男友说，没想过自杀，没动过这个念头，对方应承着，但是消失的东西也没有回到原位。
男友也有了变化，打游戏的时间减少了，墨菲上床休息，他也会跟过来。两个人各自想着不同的事情，墨菲闭着眼睛想着人生意义的问题，男友刷着手机浏览抑郁症陪护方面的内容，或者是看Up主打游戏。周末的娱乐活动也从两个人出去吃饭、看电影，变成了去医院接受心理治疗，或者参加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心理疏导活动。
以前，墨菲一直觉得男友不太成熟，缺少责任感。生病之后，男友的变化，让她意识到，还是要给对方承担责任的机会。
抑郁症的“副作用”逐步显现。服用抗抑郁药物氢溴酸伏硫西汀后，墨菲身体出现了不良反应，时常有恶心和干呕的情况出现。
去年12月，她想购买一份重疾险，却被保险公司拒保，因为她的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她原本是因为得了抑郁症，才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脆弱性，想到要去买保险。但是，代理人说抑郁症患者终身无法投保重疾险和医疗险，即便治愈也不可以。
今年3月，墨菲的抑郁症状变成了轻度，焦虑症状也是轻度。她渡过了困难时期。情况好转之后，墨菲觉得自己更自信了，她觉得自己一辈子的负面情绪，可能在生病期间被消耗掉了。她将自己的抑郁经历，看做一场30岁危机，在她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迷失在外界对中年人的评价体系里。
不过，今年合同期满的时候，她收到公司不予续签劳动合同的通知。她最终还是离开了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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