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实现了三个历史性转变，拼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足

透过数字读懂浙江三个历史性转变纪实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富阳宣传部供图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和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浙江实现了三个历史性转变：从一穷二白到经济大省、从绝对贫困到全面小康、从百废待兴到创新创业。

这是历史性转变，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省份拼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足。透过一组组生动的数据，读懂了数字背后的深意，也就看懂了浙江。

乡村百花大会富阳宣传部供图

从一穷二白到经济大省站稳中国经济第一方阵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百废待兴、百业待振。

1949年彼时的浙江，生产总值仅15亿元，产业层次很低，属典型的农业社会，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68.5∶8.0∶23.5。

这也是很多如今享誉海内外的“弄潮儿”，都自称“农民企业家”的原因，他们从泥土中走来，从中国田野走上世界舞台。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出生在东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说：“我是一个农民。都说‘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农民赤脚上田就是要闯出新天地。跨领域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新尝试、新探索，我不怕失败，也不轻信‘不可能’。”

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是浙江人的共性，浙江人同时也是“嗅觉灵敏”的群体。

1978年，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拂全中国，“穷怕了的”的浙江人隐隐预感到一场变革正在兴起，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自此，凭借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依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浙江的经济数字犹如转上了发条般，不停翻跃。

浙江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24亿元跃升至1991年的千亿元、2004年的万亿元，2008年、2011年、2014年、2017年分别跃上2、3、4、5万亿元新台阶，2018年达56197亿元(8492亿美元)，超过2017年居世界第18位的荷兰(8262亿美元)，接近第17位的土耳其(8511亿美元)，在全国的位次由1952年的第11位、1978年的第12位升至第4位，连续23年稳居第四。

回看这一历史性跨越，翻阅数字背后的惊人变化，有几点是始终贯穿始终的，这也是浙江的密码。

这70年，浙江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变迁。

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调整，泥腿子纷纷洗脚上岸，以家庭作坊为代表的个体商户等经济体大量涌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块状经济成为浙江最为鲜明的标识。宁波电气机械、温州鞋革、绍兴织造、嘉兴纺织等。2008年，块状经济已撑起了浙江工业的“半壁江山”。此后，浙江大力推进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这70年，在工业化道路上，浙江抓住了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

在这条富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新路上，信息化一直如影随形。现在融入浙江经济骨血中的“数字基因”早在16年前就可见端倪，那一年，在全省工业大会上，加快建设“数字浙江”被正式提出。10多年来，浙江坚持不懈地抓数字经济发展，勇当数字经济先行者，获批创建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并成为“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和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区。作为“一号工程”，浙江制定出台浙江省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建设方案和数字经济发展五年倍增计划。

数字经济是世界潮流，是时代机遇，亦是浙江的选择。一场新时代新经济革命席卷浙江。2018年，数字经济增加值达2.33万亿元，占GDP的41.5%。

这70年，浙江始终抢抓国家大发展的机遇，与国家同屏共振。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参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探索者，浙江以“勇立潮头”的精神，不断通过改革闯关，是国家战略的有力承接者、实施者和推进者。

在这其中，浙江根据自身特色，充分发挥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最新落地”的长三角一体化为例，此前，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就专门撰文指出，要凸显特色创新，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抓住5G应用、物联网发展机遇，打造数字长三角，促进企业上云和政府数字化转型，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以数字经济引领创新等。

这70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持续自我革命。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说，1999年，中国尚未对加入WTO做出行政权的行使和政府法制必须与世贸组织及发达国家相接轨的承诺，浙江就率先开展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后续的机关效能建设、“三张清单一张网”、“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改革等彰显出其持续改革之势，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加法”。

就这样，浙江经济经过不断的转型升级，与时代发展同跑，站稳了中国经济的第一方阵。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浙江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6%，符合预期、好于全国、领跑东部，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

经济大省，当之无愧。

浙江一企业运用机器人助力传统制造转型升级张煜欢摄

从绝对贫困到全面小康超前谋划换来均衡发展

都说浙江藏富于民，9个人里有1个是老板。但是翻开历史旧账，浙江百姓的家底并不丰厚。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刚经历战乱，广大农民在饥寒贫苦中艰难度日，收入水平处于历史低谷期。1949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仅47元，比抗战前的1936年还要低27元。城镇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离浙江后在经济上留下一副破烂摊子，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许多私营企业停工减产，商店歇业倒闭，失业工人多，居民生活困难重重。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16元。

70年来，从绝对贫困到全面小康，数字是有力的佐证，浙江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018年的55574和27302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45840元，居全国第3位、省区第1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49年增长478倍和580倍。

走在全面小康路上，均衡是浙江最大的亮点。

均衡，体现在城乡。正如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专家顾益康所说，在浙江，城市和乡村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生命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第3位、省区第1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2位，连续34年居省区第1位。这样的均衡来自于超前的谋划。当大家的目光聚焦于城市时，浙江主政者早已将目光投向乡村。16年前，浙江开始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这一工程在2018年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不仅如此，“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到“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等计划、工程也持续接力10余载，一任接着一任干，给乡村带来了巨大变化，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打下了扎实基础。

窥见乡村的改变，杭州市淳安县临岐镇是一个窗口。这个乡镇地处偏远，却出产着道地的好药材——山茱萸，守着这金果子，如何致富?近年来，临岐镇以中药材产业为主导，全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迅速有力。红火的势头让在外打工的夏村珠塔自然村村民鲁霜祥心动了，他返乡当起了“新药农”，从选种、质管、采收等各环节入手，新发展了覆盆子20余亩，并在山核桃林下套种黄精、前胡等“淳六味”道地药材10余亩。三年来仅覆盆子一个品种收入就近35万元，年平均收入是在外打工时的三倍多。一大批鲁霜祥这样的老百姓找到了一条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生态富民路。

均衡，体现在山与海的“携手而歌”，实现不同地区发展优势的互补共赢。这是“八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起，浙江省推动建设了一批山海协作产业园、“飞地”园区、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等共建平台，让“山海协作”成为浙江的创新实践。

工作日的早上，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村民曾德娟骑上电瓶车，20多分钟的路程就驶入了服装时尚产业园。她在园区内的杭州杰丰服装有限公司上班，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多劳多得，每个月我都能拿到4000多块钱。”

杭州公司落地衢州，其实就是山海机制，2013年，本着“共建、共管、共享、共赢”原则，柯城与余杭相互携手，打造柯城-余杭山海协作产业园。6年的深度协作，不仅让农民就近就业增收，让柯城区集聚高端要素和引进新兴产业打开了新通道，也为余杭区产业的转移扩张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支撑。

久久为功、创新实践，浙江在全面小康路上越走越自信、越走越从容。

1991年，农民人均年收入首次超越“小康”标准;2015年初，26个欠发达县正式“摘帽”;2015年底，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兑现了“不把绝对贫困带入’十三五’”的承诺;预计2019年年底，将全面消除6920个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薄弱村，所有村的年收入将达到10万元且经营性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2020年，浙江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小康，浙江一路领先。

杭州创业创新高地梦想小镇余杭区委宣传部供图